言咏/文 近来，很多地方纷纷出台发放真金白银生育补贴的政策，深圳是其中之一。1月11日，深圳市卫健委就《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》公开征求意见，其初步拟定的补贴标准是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，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，另外每年补贴1500元，直至子女满3周岁，三年累计发放7500元；生育二孩则是一次性发放5000元，另加每年2000的补贴，三年累计1.1万元；生育三孩一次性发放1万元，另加每年3000的补贴，三年累计1.9万元。

就补贴金额来说，深圳的标准不算高。济南每月给生育二孩、三孩的家庭发放600元，直至三岁。不过深圳把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家庭也纳入补贴范围，也算是诚意满满了，印证了网友调侃的话：别说二胎、三胎了，让人们先愿意生一胎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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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下人们的生育意愿确实低迷。根据2021年5月公布的七普数据，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.3，低于2.1的更替水平。国家卫健委去年8月也表示，中国的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，“十四五”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。

我们当然乐见直接发钱鼓励生育这样的“硬菜”，对于有意愿生但又有点纠结的家庭来说，能起到“推一把”的作用。但是，想仅靠发钱让不愿意生的改变主意，恐怕还不够。因为，从整体财政的层面看，这样的补贴力度已经很大了，但对个体养育成本来说，还是杯水车薪。很多人就说：一万九，在深圳够干啥？

除了补贴生育的直接成本，我们还要“看见”生育的间接成本，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生养一个孩子所需要付出的人力成本，包括心力付出这样的精神成本，也包括牵扯精力导致的收入减少或不能赚更多这样的物质成本。后者就是常说的“生育惩罚”，更多由女性承担，是人们不愿意生育多子女的重要因素。

就降低生育间接成本而言，政府可以做更多。通过财政补贴提供更为普及普惠的公共托育设施，减轻家庭育儿成本中的人力资源压力是一个办法。在缺乏公共托育机构的情况下，一些老人无法帮忙带孩子的家庭，父母中必须有一人中断工作抚养孩子，大部分情况是母亲承担这一角色。这不仅让家庭收入减少，养育子女变得更吃力，即便经济负担得起，女性也未必愿意以失去工作为代价。托育费太昂贵也不行，会增加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。前几年大力推进的普惠幼儿园可以扩展到托育领域，在托育时长上不妨更灵活，半日托、全日托都提供，以满足不同的需求。

延长产假也是舆论所呼吁。但这是一把双刃剑，如果把延长的产假都加给女性，她们求职时相比于男性将更处于劣势，生育惩罚加重。因此，要通过政策的引导促进家庭中男女两性育儿分工均衡。欧洲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，比如，挪威父母共享的带薪育儿假中，父亲至少要休10周的时长；在瑞典，如果父亲休育儿假将得到额外的性别平等奖励。

在中国，还有一个特殊的国情，那就是抚育孩子过程中祖辈的协助很多，而且相当多老人是背井离乡到儿女落脚的城市帮他们带孩子。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老人异地养老的问题，不让他们为医疗费用异地报销为难，也是政策应当发力之点。如果老人们可以在子女落脚的城市方便安心地生活，就能极大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，也能减少人们的焦虑、提升幸福感。

让年轻人愿意生育，还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对未来的信心，相信通过个体的勤奋拼搏，前景会越来越好——房子能换大的，教育能给优质的，养老和医疗可以放心交给各层次保障体系。这需要“拼经济”，一起把蛋糕做大，还需要藏富于民，织牢社会保障网，让老百姓在经济繁荣中切实获利。

另外，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发布进一步《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》后，各地开始探索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报销。这是值得肯定的政策探索，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晚婚晚育的趋势很难逆转。即便女性在适龄时生育了第一个子女，生育二孩或者三孩时多半已届高龄。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报销，是让有意愿生育的群体用更低的经济负担享受医学进步带来的获益。

人口问题，国之大事，扭转生育颓势非一日之功。我们乐见更多政策探索出台，但需要强调的是，所有的政策都要以保障人民生育自由权为原则，不功利、不急躁、徐徐图之，方可构建真正对生育友好的社会。同时，如何面对老龄化社会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，我们需要“两只脚同时走路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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