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事的起点在上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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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篇小说《龙抬头》创作谈

初曰春

我始终回避在作品中留有个人成长的痕迹，担心读者瞥见我的“隐私”，并美其名曰创作不能“小我”。

有一次例外，我写了一篇与中共“一大”会址有关的散文。文中提到曾祖父曾为会议做过保障工作，结果有人指责我胡编乱造。

可惜曾祖父是小人物，他的经历不可能载入史册。有关他的故事，都是从家父那里听来的。家父打年轻时就忙活着续修家谱，对祖辈的事情了如指掌。

必须承认，那篇散文令我有苦难言，我甚至怪罪家父往脸上贴金。因为我听说好多家族都希望先祖中有流芳千古的名士，个别地区还会去争抢名人的出生地，哪怕是遗臭万年的罪人。

当时我打电话表达不满，家父冲我发脾气，说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，想想也是。

吃一堑长一智，之后再也不敢让“我”出现在作品里，顶多会把老家的地理坐标写进小说。“谁不说俺家乡好”？对于远离故土的人而言，那是一种执念，仿佛让故事发生在那些熟悉的场所，便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。

家父亦有他的执念，他不厌其烦地讲述家史。例如，日军霸占了金矿，逼迫村民下井挖矿石，祖上团结起来，采取出工不出力的方式保护民族财产；再譬如说，族人中有“十八条汉子”，他们挑头跟日军打游击，后被伪军告密，连夜出逃，至今下落不明……

他唠叨最多的是祖父的三位兄长。据说曾祖父弥留之际悔恨万分，教育四个儿子走正道。他们没给家族丢脸，老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老二和老三在抗战期间为国捐躯。

家父崇拜军人、警察之类的职业，盼着像祖辈一样驰骋沙场，但他身高仅有一米六几，不够参军入伍的条件，便蛮横地把我送到部队，根本没有征求意见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父子关系磕磕绊绊。

军装一穿就是二十多年，乃至转业后从事多年公安工作，皆因家父的执念。他终于“扬眉吐气”了，退休后受邀到交警队帮助工作，说好了只帮人家修改公文材料，他却非要跟着出警，还干得挺带劲儿，有点乐不思蜀的意味。

那期间他热衷于给亲朋好友普及交通法规，还时不时地提醒我莫忘家史，并对我使了激将法，嘲讽我只会闭门造车，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到。我不屑与他争论，老人对此耿耿于怀，末了居然上纲上线，称我不配当作家，令我把家族历史写进作品，摆出的理由是“红色基因代代相传”。

事实上，我在等待一个机会，就好比在心里埋下了种子，只有阳光、雨露刚好，才能生根发芽。这一等就是八个年头。

2020年底，中国作协下发通知，征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长篇小说。那时我负责为公安系统作家服务保障工作，遂给部分写长篇的“高手”打去了电话，哪知没了下文。时任领导说，建党百年公安文学不能缺席，让我抓紧创作。我不假思索地应了，回头再看通知，立马傻眼了，合着我得在一个半月之内完成初稿。

许是长年累月的“洗脑”起了作用，家父讲述的那些故事猝不及防地在脑海里蹦出来，像个恶作剧的顽童似的赖着不走。

我苦思冥想，猛地发觉那些不为人知的家史恰好能反映传承。用茅塞顿开来形容毫不为过，老一代革命先驱的奉献精神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。我兴奋地在电脑上敲下“于铭忍”三个字，因为家父的名字叫初铭忍。

如何设置《龙抬头》的情节走向难倒了我。是着墨新中国成立之初公安部队打击敌特分子，还是关注当下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热点？前者通常让人想到云谲波诡的谍战片，似乎更能得到受众的青睐；后者虽然时尚，却设置了很多“陷阱”。

征求了不同年龄段朋友的意见，我终究选择了后者，可谓冒险之举。打个最简单的比方，真正发生了大案要案，刑警很可能还未出动，派出所民警便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，街上的摄像头是社会进步带来的便利，可惜在办案技术手段愈加先进的今天，创作者很难制造悬疑推理。

换言之，总不能让案发时总是区域性停电，这般设计读者必然不会买账。为了让案情发展、办案过程经得起推敲，我仿佛在跟自己较劲，非要让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。这是个既苦恼又快乐的过程，的确伤神费脑。

好在我寻到了合适的切口，我以警校实习生于禧淼的视角构架故事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千禧年出生的主角才能有更好的代入感。他是亲历者、讲述者，更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。我尝试着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互换的叙述方式，为这个人物搭建了无限可能。

我用17天完成了初稿。众所周知，速度太快很难出精品，但我不得不赶进度。

非常幸运，《龙抬头》入选中国作协庆祝建党100周年长篇作品改稿培训班。负责审读该作的付如初老师极其宽容，她提了许多修改意见，末了鼓励我说，作为16部作品中唯一的公安题材作品。

书稿发给了作家出版社，顺利地签了出版合同。但我仍试图让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。我反反复复修改，终是未能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。那是焦虑而惶恐的阶段。

转眼大半年过去了。2022年，正月初七深夜，身患肝癌的家父颅内出血。他在病床上昏迷了半个多月，专家们均给老人判了“死刑”。我日夜煎熬，渴望能够出现奇迹。

我从不相信命运，但蹊跷的事儿发生了。

责编宋辰辰老师寄来《龙抬头》书稿大样，让我进行最后一次修改。身心俱惫的我第一反应是，不出版这部作品了。巧的是，那天晌午家父苏醒了。

此前，ICU的主治医师曾经告诉我，家父求生欲望很强，有很大的希望。那会儿我暗自骂娘，心想骗鬼去吧，救活老人靠的是现代医学，并非他本人的意志，况且当时家父只有手指能动。

次日上午，家父基本恢复了意识。脖颈上插着管子，他无法开口说话，见到我后，在烟盒背面歪歪扭扭地写下：“父母对不起你，让你操心，把家谱……”后面的字模糊不清，既然提到了家谱，只能猜测他还是想让我把家史写进作品里。

我必须给家父一个惊喜，让他在有生之年看到这部长篇小说；也必须进行必要的修改，把虚构的故事变得更加合情合理。

幸亏最初构思时下了些工夫，我用二十四节气或传统节日分章节，增强了虚构故事的真实性和时效性。是的，大寒那天是2021年1月20日，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刚过，我将时下发生的案子与陈年积案糅在了一起，把所有故事浓缩到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，在农历二月初二那天来了个大结局。

思来想去，我推翻了以家父为原型的主人公人设，将之安排为因阴差阳错开除党籍的老公安，农历二月二拥有美好的寓意，在这一天我让祖孙二人同时申请加入党组织。但我仍旧惴惴不安，生怕读者朋友认为那是刻意而为之，此后依旧在思考如何修改结尾。

庆幸的是，在我修改书稿的过程中，家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顺利出院了。他在祖屋里翻出烈士证，像是交代后事一般，强打精神再次给我讲述家族历史。话里话外透着一层意思，希望我能把老一辈的牺牲写进作品里。他催我回北京，说要看我新出版的小说。

我遵从了他的意愿，却始终没告诉他，《龙抬头》里有他乃至祖辈人的影子。我甚至想，家父能够转危为安，或许正是因了这一执念。

信念的力量无边无际，让他与病魔顽强地抗争着，家父如今竟然能侍弄菜园。我心里清楚，他在等待新书出版发行。我渴盼他以及全天下的父母长命百岁，也庆幸用“于铭忍”这个人物拉长了他和那代人的“生命”。

我收到样书后，第一时间给家父寄了一本。听母亲讲，他戴着老花镜，看得仔细，还特意在涉及曾祖父的文字下画了横线。这令我心里发慌。

当兵第二年的春上，我写过一篇小文章，描述的是士兵每逢佳节思念亲人，其中有句话是：“除夕夜，在皎洁的月光下，我漫无目的地打起了擒敌拳。”

文章见报后我装进了信封，期盼能得到家父的表扬。他把那句话框了起来，又把报纸寄了回来。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随后问他什么意思。他笑话我违背了自然规律，大年三十哪来的月亮？

可想而知，母亲说的那条横线很扎心。说白了，我怕自己又写错了，让老人家动怒。颅内的积血已然化成了水，家父自称脑子里进水了，但他并不糊涂，而且不能过于激动。

过了几天，我用微信跟家父视频，小心翼翼地问他为何画横线。他跟小孩子似的眨眨眼，说“偏不告诉你”。没办法，他越来越像老顽童了。

见我不再追问，家父才开了口，说写得还凑合，缺点是在“爷爷”身上着墨太少。我被他绕迷糊了，因为小说中的“爷爷”有他的影子，我心想真够逗的，咋这么不谦虚呢？

在我分神之际，家父又说，嗯，故事的起点在上海，有很深的寓意咧，相当于叫人不忘初心，对喽，咱姓初，“初一十五看月亮”的说法也不错……

得，家父是发散性思维，又想起了我过去出版的一本散文集。

我默默地听他聊了好多感想，说得最多的是眼下的大好生活。家父是老党员，话里话外都透着自豪。

终止通话后，“故事的起点在上海”仍在耳畔萦绕。那就干脆以此为题写篇文章，与读者朋友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吧。

最后，我得介绍一下这本书，作品以警校实习生的视角，以基层派出所的日常工作和市级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主线，来直面新时期公安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，正视公安民警执法环境的种种复杂因素。书中公安局局长于迎春、警校实习生于禧淼父子，刑侦支队长彭学民、治安支队长刘开和派出所辅警都旺家等人的观念冲突，以及与犯罪集团的斗智斗勇、为人民群众的热忱服务等，展现了新时代人民警察的担当与英雄气概。

长篇小说《龙抬头》，初曰春著，作家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。初曰春：山东牟平人，作家、编剧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。发表中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、电影剧本等体裁文学作品200余万字，作品入选各类文集、试题，参与《长安道》等多部影视剧创作，已出版《一号战车》《我说红烧，你说肉》《初一十五看月亮》《警察三个半》，曾担任《中国公安文学精品文库（1949-2019）》短篇小说卷副主编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、金盾文学奖等多个奖项。

来源：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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